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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另外，这个案例引起了社会的广泛讨论，人们讨论打麻将是否损害了成都慢节奏的“休闲之都”的声誉：麻将的价值和意义是否需要被重新评估，在现代生活中是否应保留它的一席之地？健康的娱乐和生活方式又该如何定义？最重要的一点是：社会该如何在集体利益和个人权利间寻得平衡？虽然社会主义国家一向对前者予以更多的强调，但随着社会、经济的发展，人们亦越发注重对个人利益的追求。可以说，这个诉讼带给世人一个思考以上问题的机会。

　　将麻将视为社会问题并非新现象，它实际发轫于晚清的城市改革。其时，新知识分子和地方精英将打麻将视为恶习，认为它既浪费时间，又是赌博行为。在20世纪初，和赌博成为警察查禁的主要对象，打麻将当然受到波及。然而在辛亥革命以前，较为成功的是查禁的运动，以麻将为主要形式的赌博在经历了警察反复对在住宅、茶馆和街角打麻将的清查惩戒之后，却收效有限，这类活动仍然随处可见。虽然这一举措不但表达了改良者对于赌博的厌恶，更表达了他们对中国这项较为流行的娱乐活动的彻底否定，但亦没有任何改良能够将业已流行数百年的大众娱乐立即叫停。麻将在民国时期依旧在各种公共及私人空间大为盛行，原因便是其易上手，操作轻松，不论作为家庭休闲活动或大众娱乐形式都颇为合适，更不用说它极其深厚和稳固的文化土壤了。

　　在“”初期的“破四旧”运动中，麻将被视为“旧文化”的标志，几乎所有的麻将牌和有关器具，或被销毁，或被惧怕遭到惩罚的人自行处理掉。然而改革开放之后，伴随着经济改革、社会进步以及政府逐渐放松对人民日常生活的控制，打麻将之风在全国范围内都得到了复苏，并达到了史无前例的普及程度。尽管同时并存着多种别样的娱乐形式，但打麻将仍是最受欢迎的，其流行程度就如一句幽默的段子所言，真是“全国山河一片‘麻’”。